在超市里，我见到了我的大伯母。她爽朗地笑着，逗着我的可爱的女儿吉吉。给她买了奶粉，大伯母鞫偻着干瘦的身子，努力地拒绝着努力地笑着。看着她深陷的眼窝，我的鼻子一酸，差点流出泪来。让吉吉说再见，我赶紧别过脸去，不让大伯母看见我的伤心。
大伯母一点一点地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潮里，我泪流满面，抱起吉吉疾步回走。然而，大伯母的生活碎片却飞絮般扑面而来。
大伯母幼年丧父，十八岁那年嫁到了县城的一户殷实人家，一时间成为了娘家众人眼中的金凤凰。可是，好景不长，大伯母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丈夫暴病死了，家道更是日渐衰败。在那年月，大伯母拉扯着两个不成年的孩子，要生存下来，谈何容易。迫不得已，她再嫁了，嫁给了我的大伯父，成了我的大伯母，与大伯父养育了三女一男。大伯父人高马大的，大伯母又心灵手巧，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早年的丧夫之痛也渐渐平息了。却赶上了1960年代的“钵儿饭”饥荒，饭量极大的大伯父怎受得了，熬了两年，疯了，关了一年半载，也走了。
所有的故事，都只是在父亲的零零碎碎的词句之中拼凑而来的。我一直是那种不忍揭伤疤的人，便任故事残缺着了。
记忆中，更多的是大伯母的坚强。
矮小瘦弱的大伯母总是早出晚归，在街上贩点青菜豆角之类做点小买卖，以增补家用，维持生计。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地摸爬滚打，却仍是家徒四壁，过着入不敷出的艰难日子。尽管这样，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大伯母有过半点的伤心半点的怨言，成天乐呵呵的，满脸的皱纹时常拧成一朵透亮的花儿。
知足的大伯母很能侃，满肚子的幽默段子十箩八筐都装不完，散遍在村子里的七巷八道，成为了乡邻们饭后嚼舌的话题。农闲时候，男女老幼都爱围着大伯母转悠，小孩子缠着要儿歌童谣，成人起哄着要带荤的顺口溜，而姑娘小伙们，更是片刻闹着要听盲婚时代的恋爱趣话……
于是，无论是夏夜里坐着青石板摇着大薄扇，还是冬日里围着热火坑，只要有谁喊了一声“大伯咩，来一段”，大家便一溜儿禁若寒蝉危襟盘坐神情肃穆地洗耳恭听，做好随时乐翻天的准备。而往往是大家都笑弯了腰，大伯母还是神韵不改不动声色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等大家好不容易笑停了刚刚缓过气儿来，她才抹着眼睛揉着肚皮，“哎哟、哎哟”起来，这一逗，大家又一下子都笑翻了。
知足的大伯母很会吃，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食品她总能想着法子变出许多花样来。刚分田回户那会儿，由于我们山区人多地少粮食奇缺，家家户户都是一半儿米饭一半木薯衬着吃，才勉强能免受饥饿之苦。乡亲们饿哪，心想着能填饱肚子就是皇天开恩，哪里会顾及好吃难吃呢！木薯粉不是拌在米里煮木薯粥，就是揉成团团在米饭上蒸木薯馍馍。可大伯母偏不，或者反复揉搓使面团变得韧劲十足之后，弄成精秀的丸状与野芥菜一起煮汤清饮；或者到江畔山涧采些梅菜刺头之类的时令野菜剁碎作馅，酿成鼓鼓囊囊的泛着幽香的饽饽，架在大锅上猛火速蒸；或者揉成面团拍成饼状，然后均匀地撒上盐花，贴在大浅锅里煎得糊香；或者干脆放进灶膛埋在碳灰里煨……更别说那正月的白散、清明的黑米饭、端午的发糕、中元的米棕和随时操练的咸粉了，一年四季，大伯母的厨房门口总是围着几层流着口水的小孩子。
据说大伯母在县城前夫家时，细妹订婚，准妹夫上门，她一人独自操持把弄了成十桌酒席。那时候，食品匮乏，所有的肉食只是小叔子从大江里捕捞回来的十多条大鲤鱼。大伯母手脚麻利地把大鱼肉骨分离，鲜嫩的鱼肉一部分切成薄片做清水抄鱼片，一部分切成碎粒伴上青椒萝卜净炒肉丁，一部分刮成肉泥挤成肉丸滚上面粉炸成开口笑。而鱼头，用来熬汤，鱼刺鱼骨也炸得喷香然后浇上汁水撒上白芝麻，便让废渣成了香饽饽。如此煎炸蒸煮熬之后，满当当的一大席，热闹极了。大伯母每逢和我们说起往事，总是骄傲地提及此事，然后说：“你不知道啊，那时候，有几盘菜他们吃完了还猜不出是用什么做的呢！”
1980年代中期，大伯母家的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唯一的儿子也长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开始跟着同父异母的大哥四处飘荡打些零工，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可是，后来由于家里只有一间泥胚房，回在家的堂哥实在无法与老母亲挤在一起，常常逗留在外面跟街上的混混游荡，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成了村上为数不多的问题青年的领袖人物。
那时候，在上学的路上，我常常看见大伯母被五婶六嫂什么的拦住谩骂。骂大伯母养儿不教，骂大伯母扫把星克死老公累衰邻舍，骂堂哥狗杂种野发瘟带坏了他们的孩子，所有刺骨的诅咒都无情地冲向了可怜的大伯母。牙尖嘴利的大伯母没有辩解什么，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沉默了的大伯母没有叹息丧气，没有灰心失望，更没有以泪洗脸怨天恨地，只是常常来找我父亲商量商量寻求良策。有一天早上，大伯母出奇地没有上街摆摊，而是笑吟吟地在村上张罗着收购破布，父亲说她要糊鞋垫看能不能卖点钱。从此，大伯母更加拼命了，白天在街上吵架似的吆喝着买卖，晚上熬着红眼就着昏暗的灯光糊鞋垫。每当我夜里起身小解，看着对面窗户那穿过狗吠的昏黄的微光，想着第二天又得挣扎着起身开始艰难一天的大伯母，年幼的我开始懂得了人生的艰辛。
苍天不负有心人，后来，大伯母终于攒钱盖了火砖水泥房，堂哥也结婚生子了。本以为苦难的日子熬到了头，2001年秋天，堂哥却因为肾衰竭去世了。可怜的大伯母呀，在她即将过八十大寿的日子里，永远地失去了儿子！大伯母没有哭，或许，苦难的生活早已经剥夺了她哭泣的权利。她瑟缩在床上不吃也不喝，就像寒冬里挂在枯树枝上的被风吹干的丝瓜，在生命的枝头摇摇欲坠，大家都担心大伯母就这样垮了。但过了三天，大伯母又挣扎着颤颤巍巍地起来了，满头的白发，满脸的沧桑，深陷的双眼里仍旧透着一股倔强的光芒——她又糊起鞋垫来了。
大伯母一生坎坷，几经磨难，但她都一一挺过来了，这自然归功于她坚韧的性格和开明的思想。以现在的观点来量度，大伯母应该是极其前卫另类的先锋一族了。
1980年代之前，在我们农村，妇女们都让自己的孩子管自己叫“啊嫂”“啊伯”“啊姆”之类，以示卑微。由于大伯母在城里的孩子都叫她“妈妈”，大伯母也硬着性子顺其自然地让堂哥堂姐们管她叫“妈妈”。可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