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吉是布依族的语言，是什么意思，因为太土太古老，所以那吉寨子里面比较年老的老人都说不出来。不管是什么意思，伍姓从那基搬迁到这个地方，就只把现在的居住地改了一个字（实际就是改了一个音的调而已），可以想见，他们对故土的留念。
伍姓到那吉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由原来的几家人繁衍到现在的几十家人，人丁兴旺，人气和谐。那吉是个水草丰美的地方，田土比较肥沃，因此伍姓在那吉一直都是大富人家，也是有文化的人家。他们过去在那吉的殷实情况，可以从伍家在那吉风水比较好的坟墓的墓碑上的很多文字记载和在那吉寨子中间修建的伍家祠堂足以得到说明。
我家在那吉的居住地离伍家祠堂至少有两里远，是那吉比较僻静的人家，虽然这么远的距离，但小时候的我，只要大人不安排做事情，就要从那仄小的田埂路上跑到祠堂门口的大院坝里和小朋友们玩“跳大海”（用石灰在院坝里划格子，按不同规则跳）、“抓五子”、打“鸡儿棒”、比陀螺等。祠堂里的老尼姑――大人教我们称她“张师爷”（因为老尼姑姓张），她不念经的时候，总是喜欢手拿“数珠”，也就是佛珠，坐在祠堂大门前的那正方形雕花的大石凳上看我们玩，她和善的面孔始终笑着。如果我们在玩耍的时候产生什么冲突，张师爷会出来调解。该对的就对，该错的就错，她的调解没有不服的。要是哪个枉道，过后她会给家长“告状”，希望家长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老人们说，张师爷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因受不了婆家的折磨，就从五六十里以外的织金阿弓跑到这里削发为尼，住进伍家祠堂，张师爷在那吉在伍家祠堂几十年了，直到逝去，张师爷都没有离开过祠堂。自从她进了祠堂后，祠堂的保护和修缮都是她通过“做会”和化缘进行，既没有让伍家出过钱，也没有让那吉生产队出钱出力，人们对张师爷保护祠堂的举动和她在那吉的为人，评价是很高的。
伍家祠堂是木结构的穿斗房，长五间，房前硕大的木柱支撑的屋檐下是青石板铺就的高出院坝的走廊，每根大木柱下的呈六棱的雕花石凳，石凳每棱上面都有花草虫鱼等凸雕，房子的门窗也是雕刻的。房子中间正门进去就是大厅，厅里塑有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的像，两边是伍姓的祖宗崇拜。菩萨前的供桌上，一盏油灯长期亮着，土陶香炉里的香燃过不断，香烟在大堂缭绕，供品沾满香灰，里面肃静而又充满神秘。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娃娃们根本不敢到祠堂里面去，只敢在祠堂的大门口，巴着一边门方斜着脑袋往里面瞅。看看上面我说的大厅里那些陈设。张师爷也不希望我们进去，怕我们不懂规矩，进去干扰神的灵境和宁静。祠堂大厅两边各两间房，一边是张师爷的寝室和伙房，一边是祠堂的经房和每年“做会”请先生做道场住宿的地方。听老人们说，“文革”以前，祠堂“做会”是很热闹的，三川四码头的信佛的善男信女们都赶来这里集会。“做会”的日子里，祠堂周围彩旗飘扬，锣钵家园响彻那吉。这样的场景，在我多少懂点事以后就没有见过了。
伍姓祠堂因历史等原因，开始走向衰落。在衰落的年月里，只有张师爷在祠堂固守，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以及伍姓的祖宗崇拜，也只有张师爷在那里十分孤单的伺候了。那吉和那吉周围的女人们，如果有什么“观音净神”要“吃素”几天的时候，就偷偷的到祠堂里找张师爷，在祠堂里念几天佛经，“清静”几天之后又偷偷的回到自己家里，没有谁敢明目张胆的到祠堂来“吃素”，当然政策更不允许“做会”。张师爷也喜欢她们到祠堂里来“吃素”，也喜欢她们在祠堂里来念经。张师爷在不准“做会”年月里，她的生活就靠生产队分给她祠堂后面那几分自留地栽种庄稼和蔬菜来过。张师爷能自食其力，如果年成不好，生产队给一定的补贴，就这样，张师爷把祠堂管理得井井有条。祠堂的屋面漏了，或者要添什么家什，她就出去化缘。张师爷已经把祠堂当成她的，而不是伍姓的。她年纪老的那些年月，祠堂后面的土地是她请人耕种，生活需要的粮食由生产队供给。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破“四旧”，祠堂是其中之一，虽然祠堂是伍姓祖宗留下来的财产，是伍姓的荣耀，可伍姓谁也不敢站出来保护。听大人们说，那吉那个贫农出生在公社当干部的人，大厅里面的菩萨就是他带人来砸的，在砸大厅陈设的那天，张师爷那供在寝室里面的陶瓷观音菩萨，是张师爷把其躲在尿罐里面才幸免没有被砸。后来张师爷供的观音菩萨，就是那躲在尿罐里面经过炼狱般日子之后复出的。自那公社干部把大厅的菩萨们砸了之后，祠堂的大厅就成了生产队领导们开会商量大事的地方。张师爷心里的信仰只能祠堂的大厅转到经房里面供奉，共奉的那观音菩萨也从她的寝室转到经房。那观音菩萨下的油灯始终亮着，一个大土碗装满谷子作香炉，每天插在里面的香依然燃过不断，香烟在经房里缭绕着。
张师爷后期孤单日子里的快乐，大概就是在祠堂院坝里面玩耍的孩子们了，她每天看着象我一样天真、稚嫩，又一天天长大的孩子们，张师爷似乎有了安慰。她看着玩耍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长大，不再在那院坝里玩耍了，又一个个的小的孩子们来院坝里面，接力棒一样的给张师爷快乐，直到张师爷逝去。
张师爷逝去后，祠堂再也没有人料理了，生产队新换上来的队长比较年轻，为了有一把政绩，他下令把祠堂撤了，把祠堂那些雕花门窗木板和木柱分给贫下中农们去烧火，发动全那吉的劳动力在原址上用石头重新修了一栋生产队用的公房。
公房还没有修完，新上来的生产队长就得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快就死了。新生产队长死了之后，那吉曾经陷在一阵恐慌之中。据说新生产队长家把他埋葬后，他的家属躲着去远处找了一位先生算命，那先生说，新生产队长是因为撤了一座祠堂，让祠堂里的神灵们没有安身之处，所以那些无家可归的神灵们才收拾他的，把他押去地狱磨砺。这算命的经过，经新生产队长家人无意的传出，在那吉，凡参加第一时间撤祠堂的人都担心怕神灵找他们的麻烦。还是老生产队长出来说：“法不责众，再说牵头的都走了，怕什么呢”，老队长的话似乎很有道理，于是人们方才平息恐慌，在大队的督促下，才把公房修完。
那公社干部砸了祠堂后不到两个月，他在那吉的家“失水”（即火灾）了，大火把从富人家改给他的房子烧了个精光。据大人们说，公社干部家房子“失水”那天，大家都去救了，把大水井的水都挑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