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民办教师——我的父亲终于等来了我毕业的那一天。我早就写信告知我到家的日期，从省城回到家里要两天的时间。大学里积累的几箱的书（五六百本吧）早就托运走了。我随身带着的行李只是一些常穿的衣服和轻便物品，但我的父亲早早就在乡镇车站等我了。我从县城回到家乡小镇，还很远我就看到他矮小而精瘦的身影在日影中顾盼。那是新历七月了，骄阳似火。我的家还在离乡镇十五里远的地方，通往我家的车辆很少，平时只有县里“七一四”水电厂的一部中巴车进出。父亲骑着单车带着个头比他高大许多的我还有行李穿行在乡村公路上，过往的车辆扬起阵阵的灰尘，使得原本近视的我视线更加朦胧。我说我来骑单车吧，我在大学里在福州到处玩时都骑单车，福州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父亲怎么都不让我载他，就好像读小学时他载着我和我弟弟到离家20里远的一个山村小学上学，他在哪教书我和弟弟就跟着他到哪读书，那辆凤凰牌自行车扎实的车架曾经是父亲最引以为荣的东西，前面坐着弟弟，后面坐着我。大学毕业的我依然他的孩子，他要载着我走。在烈日下，骑着单车的乡村民办教师汗水涔涔，但精力却似乎不减当年让我好一阵吁叹。
1994年我师大毕业那年的8月，我在县教育局举行的新生分配会议上得知我分配到外坎中学。毕业前系里的老师就在某种公开场合教育我们不要为分配的事去走后门，要为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反腐败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我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找的，自然也就最赞成老师的教诲，况且从小我就是听话的孩子，我不可能去请客送礼的我想，再说想送也不知人家的门。这样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一直持续到我走上工作岗位也许还将伴随我终生。
如果说我从高中毕业考大学到分配单位从没找过人，没走过后门。这话其实也不尽对，1990年高考我的分数上了省公安专科学校，县里名额有限，父亲带我找到在市里某个部门当局长的同学，带着不少的土特产，看起来很显眼的，我父亲的同学瞧也没瞧，就说他哪能收礼物呀，有国法党纪管着呢，他不能收的。乡村民办教师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他是那种没有走过后门，也不知道走后门之道的人。他的这种个性可怕地遗传到我的身上。在不知所措中，父亲提着那土特产的手有些吃力，后来他就把一蛇皮袋的土特产放在他当局长的同学家客厅里。当时我心里暗暗发誓日后即使没有饭吃我也决不走后门不进当官的人家里。这种情绪的产生还有一个原因，高中毕业那年我到二舅家玩，那天二舅母的一个姐夫到他家里玩，我和二哥进去后，那姐夫有一种很瞧不起人的神情，就因为他是在北京当一个什么官的，好像是某某司的什么司长，县里主要领导在他回来县里时都要宴请他的。二舅介绍我时抬出了我还在台湾的爷爷才使那北京的官员对我看了一眼，并问说有没有回来，我说我爷爷写信回来准备在家乡投资办厂，那北京的官儿才和我多说了几句话，现在是早已忘记说过什么话了。我想当官的自有官道，对平民百姓的态度，当官的有几人会给好脸色呢？我敢肯定现在官民关系没有象电视里说的那么融洽。因着多年没有来往和联系，父亲和那局长同学显然没什么共同话题。父亲那当局长的同学似乎说招生办没有熟悉的人，没办法去说情什么。现在我才知道有实力的官员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产生效益的，可以说是一句话值千金也不为过。在面试时我看到一个考生近视很厉害，但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给那招生面试的老师说了几句话之后，那招生的老师就说到学校以后不要带眼镜，那考生就这样过了。乡村民办教师和当官的同学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知道我与我喜欢的公安学专科学校无缘了。后来师大中文系的通知书下来，那是调配后的结果。父亲说认命吧，我教了一辈子书本不希望你也教书的，可是我们这样的人家还能有什么办法呀！我是多么的不甘心，看父亲累了一辈子怎么不让我伤心，家里已实在拿不出钱来让我复读了。我也开不了口，即使我的成绩不错，但是一年的学杂费用对于一个乡村民办教师来说并不是小数目。此前二哥又结婚不久，家里可是一贫如洗了。父亲说能考上就好了，命好一点你不用教书的，如果没别的出路就当老师吧。
我终于毕业了，父亲也要松一口气了吧。因为我毕业后至少不用父亲负担生活费而且可以用微薄的工资贴补家用。父亲说分配要不要找人，我说不要吧，没什么得力的关系也没什么效果，用钱来开路吧家里又没那闲钱。我知道家里已欠了不少债。父亲说那好，由他们去分配算了。
外坎离我家大概有五十公里远，94年8月的最后一天，我背着硕大的牛仔包拎着一把吉他来到外坎。那时的外坎没有一条象样的街道，公共汽车在一个破烂的乡镇车站停下后我寻找着通往外坎中学的路。那天阳光特别刺眼，在一饮食店老板的指引下我找到了通往外坎中学的路。沿途充斥着各种动物的排泄物和垃圾。大约走了10分钟我看到学校的红旗在飘荡，一条小河弯过校园，经过一座石拱桥，就到了学校。校牌的字迹模糊，脱落的红漆斑驳一片，走近了还是能看出校名的。年迈的门卫伸出脖子时我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老师来报到的，并问校长在哪。老门卫热心地指了指校长的居室，一幢新建的四层宿舍楼在外坎中学中间地带特别醒目。“在三楼，左边那楼梯上去就是了。”热心的门卫加了一句。
穿过一个操场时，我看到几个老师模样的在打篮球，那还是泥土地的篮球场，他们居然也打得那么有味道呢。尘土飞扬在他们满是汗珠的脸上。
我找到了校长，在毕业分配会上我就知道校长姓王，挺年轻的，后来林明告诉我才知道他因为有一个亲戚在县里当个什么官，毕业工作不到两年就当了主任一年后又当上了副校长（主持工作）。王校长在几句寒喧之后，把总务主任刘三叫来让他给我安排住宿。獐头鼠目的总务主任刘三上了年纪象是快退休的人了，他拿出一大串钥匙把我带到一排破败的平房里，那也许是几十年前建的房子，泥土墙壁显然在大块大块的脱落，一只老鼠大胆地从我们眼前穿过走廊闯进不知是哪位老师的房间里了。刘三说这是文革的时候建的。我说：“这样的地方能住人吗？”总务主任说：“除了那刚建好已在使用的宿舍楼，这里算是较好的了。”他打开一间房，显然有另一位老师刚刚从这里脱离的。一地都是垃圾，卫生纸和破袜子随地扔着，还能看见用过的避孕套被老鼠拖进墙洞。报纸帖着的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