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卫国的没落公子，虽然已经与王室疏远，但是血统的高贵和倔强的高傲，丝毫没有削弱，而且更加强烈。他也有着“头悬梁，锥刺骨”的举动，为了家族荣光，为了家族的复兴，他义不容辞。
在儒家盛行于中原，还沉浸在“人性本善”的痴语中时，他已经开始了对文明与野蛮的探寻。他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文明程度落后的黄帝却能够战胜文明较发达的炎帝和蚩尤部落。是啊，我们这个民族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将炎帝放在开头？我们走出国门，引以为自豪的是“龙的传人”，而龙却是蚩尤部落的图腾！同样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儒家还是守着历史的影子对天地吁叹，对已经破败的遥远的梦而孜孜以求。但他，这位法家的先驱，却已经开始左手攫住历史，右手拨启现实的迷雾，进行实践和探索了。他坚信，未来的历史是由他来开创的。这个有着经天纬地才能的年轻人，在投靠魏国的日子里，并不受重用。只有一个人了解他，看透了他。他就是魏国的宰相公叔座。但是，公叔座可以在执掌家政方面重用他，让商鞅给自己做个忠实的管家，他不希望自己有生之年提拔这个年轻人。因为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是有着巨大的潜能和前途的，是自己的一个重大威胁，他不希望在有生之年给自己培养一个掘墓人。但是，他可以慢慢培养他，重用他，既能够让他安心侍奉自己，不萌生“跳槽”的念头，又能够让他不会显得太招摇，过早暴露自己的才能。可以说，他是煞费苦心的；而这，商鞅全然不知，他只是感谢公叔座的知遇之恩，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等待的日子并不好受，商鞅也不免有望月兴叹的时候，也不免有巧遇知音的那一刻。有人说，商鞅的初恋是一位叫白雪的姑娘。我们不必深究，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有一位或者数位贤淑的女子。在历史上很少记载商鞅的感情婚姻生活，但我们相信，他的成功并不能仅仅靠他自己。
公叔座弥留之际，开始打算把自己多年培养的这个人献给魏惠王，也算是报答君恩，表示一下忠诚。但是，太迟了，锋芒毕露，并不是每个人的专利。千里马常有，伯乐却不常有。在公叔座的府邸，商鞅是个招人嫉恨的角色；在国内，商鞅根本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雄心勃勃的魏惠王，根本瞧不上商鞅。公叔座的遗嘱，他认为是个将死之人说的胡话。魏惠王的自以为是出了名的，单就庞涓与孙膑这件事上，他就缺乏一双慧眼，最终遭受了马陵之战庞涓自刎，太子申被押到齐国的耻辱。虽然后人给他的谥号为“惠”，但是“惠”在哪里呢？
公叔座是个两边讨好的人，太老奸巨滑了；不过有一点值得褒奖，那就是他公私分明，算是能够诚信待人。他坦诚的跟商鞅说，你不能在魏国呆了，我已经跟大王说，要么重用你，要么杀掉你。带上你的恋人，离开大梁吧。商鞅说，大王既然不肯重用我，还会杀掉我么？虽然商鞅确定魏惠王没有杀他的意思，但他的心着实被戳伤了，伤的很深。他希望魏惠王能够杀自己，因为，这样毕竟能够表明，他，商鞅，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但是，结果是一片风平浪静，他的自尊与高傲，被撕碎在风里雨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信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不信我没有万古的名声。他主持完了公叔座的葬礼，就悄然而去。
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和抱负在驱动。商鞅本想帮助魏国灭掉秦国。耀威于中原。这个路不通了，只好走对方这步棋子了。
咸阳虽然并不富庶繁华，而且处于蛮荒之地，但秦孝公有着海纳百川的雄心，同商鞅一样，也有着恢复昔日荣光的强烈愿望，他渴望建立祖先秦穆公一样的伟业。上天是注定要让这两位脾气相投的君臣会面，开创一个历史新局面的。第三次对秦孝公的游说，奠定了商鞅的牢固地位。一个外国人，想在秦国立足，是何其难啊！但是商鞅，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满腹的经纶，折服了秦孝公。
可是，改革祖制是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和困难的。那个时代的秦国，还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度，民众对于律法，并没有先天的自觉的畏惧。《诗经＊无衣》里反映的“同仇敌忾”的思想，还不能融入到百姓的心中。以武乱法的多，逞匹夫之勇的风气一度盛行。秦孝公空有一腔热情，但殿下的那些臣子们一个比一个守旧，愚蠢，固执。对于改革，对于变法，他们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团结”，更有一些王室宗亲动辄拿祖宗家法来威胁。面对朝野内外的一致反对声，秦孝公信心也有所动摇，他急需得到商鞅的精神援助。
商鞅知道，只有解决了国君的疑虑，坚定了国君的信念，才能够将自己的天才观点变为现实。但空泛的理论已经太苍白了，惟有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秦孝公。于是，商鞅以天才自居，慷慨陈词：行动上犹豫不决，就搞不出什么名堂；事业上迟疑不定，就建不成什么功绩。超出常人行迹的人，本来就会受到世俗的非难；具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会受到庸人的诋毁。愚蠢的人对已成的事还弄不明白，聪明的人却能在事先就看出苗头。改革事业是有阵痛的，一定会有很多人不舒服，不习惯。面对非议，不要管他们；面对赞扬，也不要理他们。改革事业伊始，不能跟他们商讨，只有等到改革成功，有了甜头，他们自然会享受。
一番宏论，如醍醐灌顶，让秦孝公豁然开朗，信心倍增。只是，改革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既然享受改革成功的福利，也就有义务经历改革的磨难。那些大臣们，虽然现在还不能深刻领悟，但也应该迫使他们支持改革，最坏的打算是让他们保持中立。朝廷辩论不可避免。
果然，朝堂上，那些守旧大臣们一个个粉墨登场，唇枪舌剑，群起而攻击商鞅。但是，那种带着腐烂气息的陈芝麻烂谷子的冠冕堂皇的理论，根本不堪一击。代表人物甘龙和杜挚理屈词穷，败下阵来。一时间，朝堂死一般的寂静。
这时候，商鞅还是清醒的，有道是，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自己作为外国人，要想立足，还是不能太张狂，不能得罪太多人。最后，他做了典型发言：治理天下的办法不只是一种，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依照古法。反对古法的人不应该非难，拘守旧礼的人不值得称赞。
最终，东风压倒西风，商鞅胜利了。
但法令的不施行已是多年，欺骗和怀疑在关中肆虐，诚信在国内没有生长的土壤。商鞅知道，树立对新法的信任，是当务之急。于是，“国门悬木”的剧幕在咸阳上演，一根普通的木头撑起了秦国这座雄伟的大厦。
感谢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