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我体弱多病面黄肌瘦，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疼。三岁的时候我已很会吃药，甚至把打针当做了每日例行的功课。常常因我的病让父亲他们吃不安睡不稳。等到辛苦一天的父亲上床睡觉的时候差不多就到了凌晨，可是不久又因我的病痛而起床，往往还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背着我去敲医生家的门，回来的时候已是鸡叫三遍了。
清楚地记得有几次在摸黑回家的时候，父亲还在人家屋后为我摘了很多桃子。有了这些桃子，我会觉得刚打的针就不那么疼了。
那时觉得父亲的背就是一座永远温暖的山，我靠着这座山晃悠晃悠就睡着了。当时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要能永远让父亲背着该多好。有时打针后明明觉得不疼不痛却非得装出一副痛苦万状的模样，还哼哼呀呀的，为的是赖在父亲背上不下来。当年邻居老太太说我是“三根骨头四根柴”，意思是象我这样体弱多病，能养活就算不错了。
那时农村还未实行承包责任制，村、组还是叫大队、小队，我所在大队的第二小队有两个五保户，从我记事起父亲每天都要到池塘帮她们挑水（那时还没听过自来水这个词）。大哥说早在生我之前父亲就已帮她们挑了十几年的水了。尽管别人总说父亲傻，可是父亲一直都不吭声默默地坚持了下来，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胸怀。这水一挑就是25年，直到前10年她们相继去世。
父亲是吃过很多苦头的，他三岁丧父，五岁丧母。日本侵华的时候，父亲才九岁。父亲说他当年带着六岁的妹妹（我的姑姑）从沟渠里躲进“青纱帐”的时候，听见耳边的枪声呜呜作响。他差点就要哭了，可是想到被抓住的后果，只有拼命地拖着妹妹跑。所有在电影看到过的日本人屠杀的血腥场面，在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都上演过，父亲是那个村子里比较少的幸存者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仍是相当匮乏，农村的家庭多半也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米饭。平日里尽是南瓜、麦米（大麦打的米）、红薯、黍米，非常难吃。可是在那个年代，有得吃也就是不错了。要在“三年灾害”连树皮都被啃光了。经历过无数灾难的父亲养育了我们兄妹七个，可以说全是从苦水中泡大的。可能我没有继承父亲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最不喜欢吃麦米之类的粗粮尤其是麦米，特别糙，很难下咽，有时根本就吞不下去。其实当时这种粗粮也是不多的。每次我都只吃几口，剩下的碗底儿无一例外都是父亲替我吃完的。所以后来父亲又弄来一点大米，用瓷口杯装上一小把，放点水煨在灶堂里。这可是当时给我开的“小灶”，让我渡过那个艰难的时刻。
大些以后，条件稍好，可以吃上白米饭，可是我吃东西又特挑，这不爱吃那又不爱吃，白米饭也经常是吃上几口就扔下了。父亲总是很宽容我，帮我吃完剩下的碗底儿。这种娇宠让我每顿饭吃了几口不想吃的时候，就习惯地把碗往父亲面前一推，这个动作一直持续到我十岁那年。
吃剩下的碗底儿，这在现代人看来，是非常不卫生的，甚至会认为，现在国富民强，人们衣食无忧，浪费点粮食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粮食具有特殊意义。还记得我用一个鸡蛋换上两根铅笔或两个小字本的情景。
尽管当时条件差，可在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细心慈爱的呵护下，我仍然长成了今天的壮汉。可是我却不曾注意昔日在我眼中高大的父亲不知不觉中比我矮了。
还记得6年前回家时候，父亲大喜过望忙着来给我接行李，望着风吹动着父亲已花白的头发和迈动着不似以前那么麻利的步伐，那一瞬间我才清楚父亲已经老了。满脸纵横交错的皱纹镌刻着曾经的沧桑，父亲再不是当年那个背着我给我晃悠晃悠感觉的父亲了，再不是每次我吃不完的饭碗往他面前一推就帮我吃碗底儿的那个我需要仰视的高高大大的父亲了，反而我比父亲高出一个头。我哽噎着叫了一声“爹”，泪水就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多想时常陪伴在父亲身边，为他洗洗脚、捶捶背，尽尽人子之孝，听他述说当年的故事。可这一切在我的疏忽中永远成了梦想。
可能多少我是继承了父亲的一些节约的本性，在核定每个部门办公物品、招待费、水电费标准的时候总是到各部门去了解情况，根据实际情况比了又比才定。大家都说我太小气，连一支圆珠笔也要斤斤计较。
父亲虽然离我而去了，但父亲的“碗底儿”会永远留在我心底，成为我心底深处永远的温馨港湾！它将激励我把亲情和爱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