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正开始上小学不久，就跟着随军的母亲离开了故乡。三十年来，故乡的风物始终在我心里萦绕。其间，我也回去探望过好些次，尤其是其中的五次让我领略了故乡三十年的风云变迁。
第一次回故乡是在1979年吧。那是因为我们全家都办完了随军手续，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回故乡（刚到部队上去才一两个月）处理最后的事务。当时刚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在生产队还分到了几亩责任田。这个时候正是夏天，田里种的瓜果都熟了。父母带着我们把自家田里的瓜果（都是母亲在家种的）都摘了下来，摆在堂屋的地上，全部分给了村子里的乡亲们。刚包产到户，大家的干劲都很足。妈妈也很有些舍不得离开，临走时把家具都抹洗干净，农具都擦拭得锃亮，摆放整齐，还说要是外面不好就再回来和大家一起种田，过舒心日子。
第二次回故乡到了1983年。姑妈家出了点事情，我们全家回去探望。回去时正值农忙时节。可是田里看不到过去人潮涌动、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只是四处偶尔可见的几个劳作身影。进了村，与乡人攀谈中聊起，问怎么没有多少人劳动。乡人们很兴奋地说，这有什么，如今田都是自家的，种好种坏直接跟自己的日子挂钩，大家早就起早贪黑地忙着了，好多农活都抢着干完了。而且，在忙农活的同时还要伺弄副业，谁还搞什么热闹场面，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全都按照自家的情况细致安排了，所以田里反倒没有以前热闹了。我们心下释然的同时也轻松了很多。
到了1986年，父亲转业了，我们也跟着回到了故乡附近的中心城市定居。两位堂哥来接我们回乡看看。见面之初，谈起农村的生活。堂哥说，他们基本上不在田里干活了，种田的事都是一些“女将”们在搞。他们两个都在镇上摆个手艺摊，一个修钟表，一个修电器，靠手艺挣钱，一天可以收入二三十元呢。大堂哥靠手艺赚来的钱，已经自己娶了媳妇，大嫂漂亮能干，一看就是个会持家的人。小堂哥马上也要成家了。
第四次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过年回老家。到舅舅家里拜年吃酒。大大小小的一群表兄弟们聚在一起，不免叙说一年的辛苦与成就。言谈之间，我才知道，这一群表哥都是在东北搞建筑打工的，有的是木匠，有的会砌墙，有的专抹灰，总之都是平常人说的“能工巧匠”。他们每年四月离家出发，十一月才从东北回来过年。一家全年的花消、孩子的读书、老人的赡养，都靠他们在外的劳作所得。每一个表哥都靠这做起了两层三层的小楼房，日子红火着呢。铁路上都专门为他们开行了发往哈尔滨的民工专列。正如一位表哥说的，东北的楼房都是我们湖北人盖起来的！
最近的一次就在去年。我独自一人回故乡去。看见村子里到处都静悄悄的。原来村子里的大多数青壮年男女都出去打工了。连过去在镇上做手艺的两个堂哥也带着全家到东莞去了。村里的田现在都是一些妇女和老人种着，还有的都租给了一些专业种田大户，倒也不错。
通过电话和堂哥联系上。他们说在东莞做得蛮好，老的在厂里，小的在学生意，一个月能挣不少，比过去做手艺还多，这边生活也很习惯，要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最近过年就不回来了。
放下电话，我知道，这大概就是实实在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大概就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化进程。不管怎样，日渐溶入城市，日渐生活宽裕，这总是好事。
今年，刚刚开完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推出了土地流转等一系列新的农村政策，我想，也许我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再回故乡农村去看看，那里肯定又会有一些更新的变化。

写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