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继父的老家。继父的老家在我小的时候很美丽，青山绿水，白云朵朵。我印象里最深的是老家门前的那条河，一年四季流水潺潺，夏天和小伙伴们在河里游泳、追鱼。等到冬天，河水虽然结了厚厚的冰，但透过清澈的冰凌，仍然可以看到汩汩流动的河水，我们最喜欢在流水的冰凌上溜冰、斗鸡和打陀螺。
那时候的老家很穷，尤其是遇到大旱之年，往往一天只吃两顿饭，社员们听到生产队的晨钟一响，就急匆匆地赶到田里干活，干到九、十点钟回家吃早餐，然后再下地干活，一直到日落才能吃上晚饭。但每个社员的家都很干净，那时是集体劳动，虽然大型的生产工具和牲畜都有生产队统一保管和饲养，但锄头、耙子、煤炭、柴火却都还是要堆在自家院子里。他们可以把这些家什摆放的井井有条，秩序井然。无论再忙，大人们每天都会把院子打扫一遍。讲究的家庭还会在院子里种上几棵月季花或蔷薇，种上葡萄或樱桃。
我们村的社员大部分住的是窑洞，窑洞深浅不一，宽窄不一，但每个家的家庭主妇都会把窑洞整理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尤其是厨房，退漆的八仙桌上摆着毛主席的石膏塑像，塑像两边各放着一个花瓶，花瓶里有的插着的是塑料花，有的是采来的野花。当然，有点书香之气的家庭则会在八仙桌上放一个笔筒，笔筒里放几支毛笔，旁边再放上毛泽东选集。除下这些摆设，其余的就不能再放什么东西了。我们小孩贪玩，往往回到家把玩的玻璃球或纸三角往桌子上一扔就去抓馍吃饭，而大人们随手就是一巴掌，让我们把玩具拿走，再要求我们把桌子抹干净。而做饭的案板上，更是整齐洁净，洗好的碗摞在一起，还要用抹布盖上，筷子插在自家编的筷笼里，而瓢、勺、铲、刀则整齐的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坐在这样的环境中嚼着饭菜，除了饭香还有一种温馨，亲切和舒心。
村民们的窑洞都是依山而建，所以村里的路也是曲曲弯弯，但再弯曲再陡峭的路也是平坦的，只要有一点坑洼，就会有人默默地来填补，尤其是大雨过后，洪水往往把路冲的沟沟壑壑，没等队长发话，社员们就已经拿着铁锹和?头走出了家门。
村里人大部分都姓杨，他们互敬互爱，很少红过脸。在那连饭都吃不饱的年月里，邻居们谁家做点好吃的都会给邻居的孩子送一点，谁家挖窑、垒院墙，都会相互搭把手。我是母亲带到杨家的，当地人把我这样的孩子叫“带肚”。可他们对我从没有歧视和看不起，反而给我最多的是同情、怜悯和保护。上一年级时，老师有意把我安排到第一排的窗户下，并把最平展的书本发给我，平时提问题也是让我先发言。有时和同学打架，对方的家长不是找上门来评理，而往往是把自家的孩子打一顿或吵一顿，并批评说：“跃进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多可怜，你竟敢下手打人家，去给人家赔礼道歉”。上到初中时，生产大队给我免了学杂费，我初中还没毕业，大队干部就已经给我安排好了前程，先让我当生产队长或当老师，等有机会让我上师范。他们说，城里出来的孩子咱一定还要让他回到城里去。每一次面对这样的机遇，都会对我的心灵给以触动，在喜悦中更多的是感激。
杨家的祖坟就在我们村西头的山坳里，每当过年过节到坟上烧纸祭拜祖宗时，奶奶都会带上我，给我讲哪个坟头下面是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哪个坟头下面是我的爷爷。其实，我从小就知道我不姓杨，这些祖坟下面埋的没有我一个亲人。但我从六岁到继父的老家再到十九岁应征入伍离开老家，我从没有感到陌生、孤单、落寞过。这里的土地倾其所能地哺育着我，供养着我；这里的百姓用勤劳和勇敢教育着我鼓励着我；这里的乡亲用朴素的爱和真挚的善良无私地抚养着我呵护着我。故乡的山山水水早已镂刻在我的心田，故乡的博爱早已融化进我的血液里，故乡的魂早已牢系在我的梦中。
然而，就在又一个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人生第一次回到了我正真的故乡，生养祖父的地方，生养父亲的地方，一个真正属于我姓氏的地方——我的老家，豫中平原上的一个庞大的村庄。
我是在亲叔叔带领下来到这个村庄的，他们要给祖父添坟立碑，要把祖父的丰功伟绩光大于天下，传颂于子孙，要让我这个不孝子孙寻根问祖，情归故里。
一条刚修好的水泥路从镇政府直通村子。水泥路很窄，与对头的车会车时必须有一辆车车的车轮半悬在路牙子上，从镇上到村里只有几公里的路程，却走得我心惊肉跳。村口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河水成墨绿色，并有一股股异样的味道窜进鼻孔，刺痛着大脑。河上的小桥已经坍塌，那条进村的水泥路也到此戛然为止。我们的车小心翼翼压过断桥走进村里，在一个路口下了车，几个在门口带孩子的妇女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们。叔叔向我介绍说这是三婶，这是二妮，这是本家姑，并把我介绍给她们，说我是跃进。她们像是在观看一个星外来客，好奇中带着冷漠。我则咽泪装欢，对她们的冷漠报以微笑，而后跟着叔叔往村的深处走。路越来越窄，坑坑洼洼，都是车轮压出的车辙。小路两边，是一个个院子，院子里大部分都还是古老破旧的蓝瓦房，房脊很高，有的房坡上还长着榆树和干枯的荒草。我们走着，又碰到了不少的人，有的在墙根下扯闲话，有的则蹲在墙根下，抄着手，眯缝着眼睛晒太阳。叔叔可能也不认识他们，没和他们打招呼就匆匆而过。穿过小路，眼前豁然开朗，路两边出现了两个偌大的土坑，叔叔说，记得当年好像是水坑，水很深，曾多次淹死过小孩。如今坑里除成堆的垃圾就是胡乱栽的杨树。走过水坑，在一个残垣断壁撑起的门楼下见到了主事的队长，和我同辈，五十多岁的年纪，嘴里叼着一根红塔山香烟，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帽檐下是一双眯缝的眼睛，眼睛四周刻满了岁月的年轮。一身黑色的衣服，虽然没有破烂，但像是刚从土堆里钻出来一样，浑身都是尘土。叔叔把我介绍给了他，我本想和他握手寒暄几句，可他却从腰间掏出一部手机，是一部上世纪末用的那种黑白屏幕手机，一根塑料链绳一头连着手机，一头连着他腰间的手机套。他用手机叫来了另一个村民，是我的一个本家哥，和队长一样的装束，只是没戴帽子，一头的白发蓬乱在头顶。队长推开了他家的大门，我们走了进去，但他并没有让我们进他的房子，只是在院子里站着。一边和叔叔说话，一边打电话。我没有心情听他们讲话，而是环顾着四周。院子很大，但却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几袋水泥，几片红瓦，院子的西北角堆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