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称呼模糊、混乱的时代。
注重礼仪的国人向来很注重称呼和对称呼的研究，可眼下，称呼尤其是对陌生人的称呼似乎变得混乱和模糊。
熟识的人当然没问题，自不妨直呼其名；亲密一点的，姓氏可以省略；再亲昵一点的，还可以称一个字甚至加上儿化。可其她人就不太好办了，很多人遇到过这样的尴尬：遇到一个半生不熟的人，不知道该称呼什么好，倘若是老者、青年，当然可以称老张小李，中年壮年就要费思量斟酌一番，而遇上了陌生人需要打招呼，这个称呼更不好选择了。
于是，很多人就怀念起逢人就称“同志”的年代，那时，地不分南北，人不论男女老少，均可称同志，“亲切”、自然、整齐划一，就像当时人们的服装都是蓝黑灰色一样。无奈，就像“老三色”局面必将会被五彩缤纷所打破一样，同志这个有着较强政治色彩的称呼也终于时过境迁。而且，现在它又被借用做了某种非正常爱情婚姻关系的人们之间称呼，看来，再指望它作为大众普遍的称呼肯定是没戏了。
同志的称呼被淡化之后，人们尝试过很多词作为替代品，如“师傅”、“老板”、“大哥大姐”等到，可惜都因词义的局限性没有大规模普及开来，比如“师傅”吧，常只限成年男性，如果豆蔻年华的小姑娘，你称她师傅就不合适，甚至她会因看香港电视剧过多，以为你把她比作悟空那个唠唠叨叨的掌门，而对你翻翻白眼。
按中国过去和现在国外的流行称呼，我们应该流行称“先生”“女士”“小姐”，可自打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剥削阶级的被打倒和“小资”情调的被蔑视，它们同样由于政治原因销声匿迹了。思想解放，开放的大门打开后，海外的风吹进来，这些称呼刚刚要趁着春风冒芽，作为年轻女士大众称呼“小姐”首先因为新兴起的某种职业折戟沉沙；“先生”“女士”也未能放开手脚，现在只能局限于特定的人群和场合。比如在我的家乡，只有教师和医生才可以称为“先生”，其他人，你称他为先生，他会以为你在讽刺他。
既然没有普遍接受的称呼，于是基于各种意识和习惯的称呼只好“各自为政”。常见的是按职务称呼，如尊称官员赵书记，钱县长，为表示亲密可以简称为孙局、李处，获干脆称为“头儿”；其他职业可以称为周记者、吴律师，至于贩夫走卒，则一律纳入有些轻蔑意味的“的”字辈：卖菜的、卖豆腐的、卖豆浆的，收破烂的、擦皮鞋的……
其实，称呼与人的阅历修养有关，我刚刚参加工作时，同学校的一位老教师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给我讲过，他读大学时，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对称呼他职务的学生非常反感：上级、前辈、同事可以称我职务校长，无论教没教过你们，好歹我也是你们前辈，难道你们就不能尊称我一句老师吗？于是，这个老教师自己也对全校所有年龄稍大的教师包括校长都称“老师”。
而我也因受他影响，闹了一个笑话：两年后，我调转到另一所学校，学校的书记姓姚，我习惯地称呼他“姚老师”，过了几天，我恰好找他有事，于是满校园逢人就问姚老师在哪儿，我惊奇地发现每个被问的人都很神秘地窃笑，过后才知道，姚书记有个二十刚出头的女儿也在这所学校教书，而且大家都把父亲称书记，只把女儿称“姚老师”，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满院找姚老师，大家不笑才怪。
称呼，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人际关系的镜子，是时代变迁的标志之一。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高度重视称呼文化，在这一问题上作足了文章，创造出了繁杂严格的各种称呼，如皇帝的专用“朕”“孤”“寡人”“陛下”“万岁”“君”“天子”，如清朝时，满族官员对皇上自称“奴才”，其他官员则称“臣”等等……而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这些称呼自然走到了尽头。
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呼的模糊混乱其实是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多元文化碰撞、崭露精彩及血肉模糊地艰难融合时的表象之一。是很正常的社会现象。且单就我们个人来说，称呼嘛，称书记还是称老师，随你，自己觉得适意即可。
在大河与大海的汇合处，必然有各种水流的交融对峙与回旋，包括称呼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的帆船自然会颠簸，会曲折前进，有时甚至因遭遇漩涡而无所适从，但它们绝不会倾覆，更不会逆流而上，它势必会稳住舵轮，顺利地驶向宽阔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