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田地总被人相提并论，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田是水田，地是旱地，水是界线。松弛的界线一旦被突破，田地的角色就可以互变。在皖江北岸我的乡下老家，大寨田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不到四十年，它就让我目睹了一个从地变成田、又从田变为地的轮回。
前生、今世、来生，是佛教设计的生命轮回，重在帮助信徒消解难以承受的今世困苦，让劫难有渊薮，让情感有寄托，让梦想有出路。大寨田并不具备生命特征，因此，轮回只对让它“活”起来的人们才有意义可言。
大寨田是父母以及老家与之年纪相仿的乡亲在年青时“人定胜天”的力作。我只能算是一个阅读者。在大学毕业进城工作之前，我经常被父母要求跟着下田地干活。在抚养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父母从来没有为我设定成材目标，一心只想着把我培养成一个农活好手。这段农村劳动经历让我对田地拥有很深的认识，让我始终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心怀敬畏。
其实，无论田地，都是由泥土构成。虽然从表面上看，决定田地究竟以何种面目出现的是水，但在其中起最关键作用的，还是辛勤耕作的农民。只有将田地视为命根子的农民，才会因地制宜安排田地担当的角色，才会像为自己的儿女一样给田地取名。名字是田地的符号，一经取出，就很少被改变，并被世代相传，丝毫不似给田地取名的那些农民，不知在何时就湮没于历史的云烟。
名字还是田地的一大区别之处。老家的每一块水田都有一个确定的名称，而每一块旱地则顶多被冠以屋面前、屋背后、山脚下、河沿边等方位名称。对如此厚田薄地的做法，从前我也一直心存疑惑。直到在淮河平原造访了许多被大片旱地合围的村落以后，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久违的答案——给水田和旱地取名，最初的意图仅仅是为了便于识别，老家田多地少的土地格局，直接决定了水田的名字要比旱地取得更加具体。
尽管老家水田的名字五花八门，但大多万变不离田亩和水系两条大宗。担、斛、斗、升等古老的田亩单位，从面积上区分了水田，构成了其名字的基本骨架。湖、河、塘、堰、塥等水系名称，从方位上锁定了水田，常被作为其名字的前缀。按此类推，不同方位、但大小都是“五斗”的田，既可能被叫作“横塘五斗”，又可能被叫作“月塘五斗”、“新塥五斗”等等。即使它们属于同一水系，还可以被叫作“横塘垄五斗”、“横塘背五斗”、“横塘抵涵五斗”等等。总之，对一块水田的命名，勤劳而又智慧的农民总有使不完的乡俗语言。
可大寨田是个另类。大寨田地处老家所在村庄的东隅，与邻近几个村庄的旱地接壤。它的前生是一大片从不被乡亲们看好的黄泥巴旱地。在“愚公移山、改造山河”、“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激情岁月，为了实现“敢叫日月换新颜”的人生梦想，让嗷嗷待哺的孩子们能多吃上一顿饱饭，父母和乡亲们勒紧腰带，喊着号子，镐刨锄挖，肩挑背扛，完全靠人工在那片旱地的上方开挖了一口池塘，并将那片旱地改造成了十几块大小不一的水田。池塘被他们即兴命名为“新塘”，所有的水田则被笼统地称为“大寨田”。
在农村责任田到户时，我家也分到了一块大寨田。在随后我们兄弟分家时，灌溉与收成都不是很好的大寨田成了鸡肋，于是，主动提出分开单过的父母接纳了它。父母在大寨田里栽插了七、八年水稻，在他们老得再也干不动水田里的农活以后，还坚持在里面种植油菜、棉花。大约十年前，陆续有几户人家在新塘和几块大寨田里起脚盖起了楼房，新塘慢慢地变得又小又浅，大寨田里逐渐不见水稻生长，只有为数不多的田里种着油菜、棉花，余下的田里便听任杂树和野草疯长。大概在五、六年前，大寨田作为水田的历史使命彻底完结。前年，年近耄耋的母亲或许是自感大限将至，竟主动劝说父亲放弃耕种大寨田。从那以后，属于父母名下的大寨田就再也无人打理，直到今年农历八月初八，那块大寨田被风水先生选为因病不治离世的母亲的坟地。在随众亲友为母亲整理坟地时，我看见没几年工夫大寨田里的杂树和野草已经齐人深，而远近的田地里，水稻流金，棉花泛白，又是一年丰收的景象。
尽管大寨田已不再是水田，又重新沦为旱地，但它的名字至今没有被改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母亲那代曾经豪情万丈改变过它的人们已经老去，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田地再也不被“农二代”们所重视。今天，他们有太多的选择，再也不像前辈那样视田地为根本，甘愿土里刨食。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田间地头都是一些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忙碌，与其说他们是在自食其力，还不如说他们在固执地坚守。每当看见他们，我都倍感亲切，他们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父母。每当看到荒废的田地，我就感到特别心悸，就像当年我在海南应聘工作时总觉得浑身粘有除不尽的泥土味。
亦地亦田大寨田。人生亦真亦幻。停放着母亲灵柩的大寨田，既是母亲熙攘人生终归零的最好注脚，又寄托着我对卑微、勤劳和善良的母亲的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