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之前的一个夏天，我去偷了人家地里的番薯。并不是说，我有盗窃的习惯，而那些年头里饿得慌，家里穷得厉害。我妈不允许我说家里穷，那损她的自尊。那个时候，我不知自尊，只知道我妈对我非常好，自己吃一些粗糙的杂粮，把米饭留给我。可是即使这样，我依然饿，在别人地里经过时，没法不顺手牵羊。那个时候，我明白到，摸人家地里的东西是要保持镇静的。我作案无数，却平安无事。但是流年不利，那个夏天，我终于让人捉到一回，本地人很时兴的说法，走得夜路多，总会遇到鬼。
我偷人家番薯的时候，像往常一样镇静自若，但很遗憾的是，地的主人——一个极为凶悍的黄脸婆，就在附近浓密的草丛里方便。我正在耐心细致地用手扒着，中午时分，阳光凶猛，汗水在额头不规则地流下来，滴在干燥的土地上，又猛然之间见到草丛里弹起一个人，吓了我一跳。她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指着我破口大骂。我瞬间回过神来，撒腿就跑，她没追上来，我听到后面的骂声：“小杂种，该死的小杂种，跑也没用，今晚我告到你家去。”这个场景，这个恐怖的声音，占据了我整个童年。
对于那个夜晚我的经历，我先按下不表。说说我的父亲，他本是一个相当肥胖的男人，那几年东奔西跑，他竟消瘦了下来，变成了像一只动物园里的猴子模样，目光黯淡。我对他是又怕又恨，他揍起人来，完全置你生死于度外。小时候，我不希望他回来，回来了希望他走，走了希望他别再回。家里就我一个孩子，通常来说，他的怨气都会发泄在我身上，我拥有现在这个强健的身体，他功不可没。
如果我知道，那个晚上父亲从另一个城市里回来，打死我也不会踏进家门半步。我躲在一个朋友的家里，看着整个村子的脸色黑了起来，微弱的灯光，像鬼火一般在村南村北亮了起来。我的朋友叫鸡头，他私自给我端来一碗稀粥，还拿着一根腌萝卜。我接过稀粥，几口喝光。小勇以他的理性思维提醒我，你应该回家了，回得越晚，你妈可能火气更大，那个时候骂起来，会非同凡响。
我一想也对，向他借了个电筒，踩着微弱的光束踏上回家的路。我在门外徘徊了一阵子。我听到厨房里，妈妈在骂骂咧咧，碗盆乒乓响。由于隔着有点远，没听得清她的话，但我隐隐中有种不祥的预兆，硬着头皮推门进去，但见到微弱的灯光下，坐着我的父亲，心里一凉：今晚可真是在劫难逃了。
“你去哪了？”他抬起头来看我，我见到自己的影子在墙上显得奇大无比，还不停地摇动着。他的声音冷冰冰的。。
“没去哪。”我嗫嚅地回答。
这时，妈妈开口了。她声若洪雷，尤其表现在骂人方面，在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表明她不是一个容易欺侮的对象。声音震动头顶的瓦片：“一天到晚到处跑，整天不沾家，又不去地里帮忙，饭做好了，还要我请你回来吃，你是太子啊？还是皇帝啊？”她的语句节奏紧密，循环往复，最后那句肯定是疑问的语气，但对我来说，通常没什么力度。
我低头不说话，似乎那个黄脸婆没来告状，紧张的心不由得松了下来。听着妈妈的骂声，父亲只是冷冷说：“别吵了。”妈妈依然是火气未消，继续数落着我的十大罪状。凭我丰富的挨骂经验，明白只要保持沉默就行。妈妈一边把饭菜端上来，还一边骂不停口。我见到一碗红烧肉。上一次吃红烧肉，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大概有一个月吧。香味扑鼻而来，但我不敢动，得等她开口我才好起筷。我的沉默在意料之中生效。
妈妈说，还呆着干吗，吃吧，要我夹给你啊？我便慢吞吞地举起筷子。父亲还是一言不发地抽着烟。正当我胃开始舒服，吃得满嘴是油之际，心里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黄脸婆推门而入，很不客气地当着我父母的脸说：“你们应该好好管教你们的儿子了，今天中午——他去我的地里偷我的番薯。”
那个“偷”字令我脸上火辣辣的，我想辩驳，冷不防我的父亲一巴掌刮过来，力道凶狠，由于速度太快，那碗珍贵的红烧肉也打翻了，瓷碗掉到地上，发出惨烈的声音。妈妈惊叫起来，指着我破口大骂，骂我没出息，是羞家賊，对落地的红烧肉视而不见。父亲则去柴堆里找一根木棍。父亲用尽全力教训了我，妈妈哭了，抹着眼泪，不停地说：“打得好，打得好。”黄脸婆看到这个情境，自己的目的达到了，颇为开心，看了一会就走了。黄脸婆刚转背，妈妈扑过来拼命拉住父亲：“别打了，你这个天杀的，你真想打死他啊？”
待到父亲停下来，妈妈弯腰去拾起地上的红烧肉，吹去肉上的尘土，然后又用清水洗了几回，再放回锅里热。当时，我简直恨死了他们，躺在房间关起门哭。我觉得父亲出手不应该那么重，母亲出口不应该那么狠，一点君子风度都没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理解了他们。因为我的小偷行径，不仅暴露出家里穷的事实，让他们的尊严受损，而且带给了他们无端的耻辱，让他们在邻居之间抬不起头来。
我记得，那个晚上，在被生活折磨得变了形的父母哀伤的目光的注视下，我吃光了剩下的掉在地上的红烧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