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突发事件往往造成社会性恐慌，这个时候又往往谣言四起，加重了社会的恐慌程度，加剧了其社会破坏力。由人为因素造成的社会整体损害，也往往比突发事件本身造成的损害要大得多。所以，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第一要着，就是要坦白，披露事件真相，使人们不受不必要的惊扰，从而减轻其危害的程度，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但在我们中国，瞒和骗仿佛成了传统，儒家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老百姓知道的事情多了，就会天下大乱。历代统治者无不在瞒和骗中翻滚，甚至瞒和骗也不济事的时候，不惜动用武力以钳民口，一其耳目，这样，民敢怒而不敢言，无上伟大、光荣而且正确的统治者们便可听到众口一词的颂扬“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了。
然而这些称颂之声，不过是已然全身糜烂的统治者给自己打的一针杜冷丁。听着这“捷报频传”“我主圣明”的歌功颂德之音，统治者会觉得自己身上的恶疮暂时不疼了，杜冷丁剂量大一些，还会觉得很舒服，于是便上了瘾，越来越崇拜这瞒和骗的神奇功效了。历史上某位大政治家军事家野心家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时成了被好多深沉圆滑之辈置之座右，奉为至理名言。
欺诈的反面就是诚信，“为人立其诚”，“人无信不立”，千百年来，诚信都一直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而那些朝秦暮楚，背信弃义之辈，从来都为人们所不齿。我们研究社会历史，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人们的活动范围狭窄，社会生活简单，人们的天性就越厚道；人们的社会活动范围广阔，社会生活繁复，欺诈就越有市场。我想这大概同欺诈获利的成本有关。深山老林里的村子里的人，每日相处的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谁都把谁的底，若凭欺诈获利，就会付出高额的成本，他在那个地方将无法立足。限于活动范围的狭窄，又不可能到其它地方生存，久而久之，人们都性情敦厚纯朴，说话一诺千金。而现代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无限扩大，社会生活日益繁杂，这就为欺诈获利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一个骗子在一个地方混臭了，换个地方依然人模狗样的活得很自在，欺诈获利的成本大大降低。虽然人们的反欺诈意识也在增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欺诈的手段花样翻新，令人防不胜防。
说到人们反欺诈意识的提高，也实在是有限度的。我们知道：社会愈是发展，社会分工就会愈加细微，而具体到个体的人，其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三百六十行里只懂一行，三百九十九行你都是外行。你到街上买件衣服，花高价买了个水货，算你冤大头；你家里有件古董，狡滑的古董商说值十万八万，你就惊得目瞪口呆了，人家不声不响地赚你几十万，你还从心里感激人家实在。要遏制欺诈的势头，全而建立诚信的社会，可不是作几篇报道写几篇文章喊几句口号就能奏效的。
在种种的欺诈中，最危险的就是官场的欺诈、权力的欺诈，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历代统治者的瞒术和骗术。人们常说的权术，就是瞒术和骗术在官场中的实际运用，官僚们就是靠欺诈平步青云、升官发财、捞取种种实惠的。说官场的欺诈、权力的欺诈最危险，是因为它总是和腐败相生相伴，是社会风气的最大污染源。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从而上行下效，导致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跨台。信用体系一跨，人的信仰就成了无本之木，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颓然倒地，公平、正义失去存身的基础。那么，世风日下，社会糜烂、混乱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到最后，倒霉的不光是人民大众，统治阶级也将被逐出历史舞台。
要真正恢复加强政府的权威，建设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贯彻“以德治国”的方针，就必须想方设法提高欺诈者通过欺诈获利所付出的成本。当欺诈的成本高于欺诈给他带来的非法利益的时候，也就是欺诈在世间销声匿迹的时候。那么如何提高欺诈成本呢？那就必须实行法治，特别是政府公务活动法治化、透明化。加强民主监督，把一切可以用来搞钱权交易暗箱操作的死角都照得通亮，把一切的欺、瞒手段和行径都大白于天下。政府带好头，社会走向正轨就有希望。再者，乱世用重典，在欺诈丛生，诚信委地的时代，就要用重罚。谁搞欺诈，就在政治上把他搞糟搞臭，经济上罚他个血本无归，让他为自己的欺诈行为付出惨重代价。若能如此，社会风气好转指日可待！“以德治国”必须用“法治”作后盾，二者才能相生相长。回到现实，俗话说：“积重难返”，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是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