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沔牯佬”，在家时，操一口韵味十足的“天沔方言”，讲犄里旮旯的土话。感谢那时读书不用交学费，我才有机会上学念书，也羡慕如今的九年义务教育，农家子弟也能考到北京读大学。虽说自己读书不高，但多少还能认识几个字，记得老师也教过我用普通话朗读课文。
现置身异乡，我注重用普通话与人家说话和交流。尽管说得不好、说得生硬，也谈不上普通话达到一定的级别，但我始终坚持学说普通话，再就是时常电脑打字，惯用汉语拼音输入也是一种提高。
平时，在与异乡人的交谈中，我尽量去克服“天沔方言”中那些土腥气特浓的习惯用语，如把吃饭说成“七饭”、把抽烟说成“喝烟”、把杨树说成柳树，把飞鸟说成“雀子”、把耳朵说成“耳桶”、把口腔说成“衙门”、把毛巾说成“袱子”、把棉袄说成“裷神子”、把今天说成“挣扎”、把公猪说成“脚猪”。
还有把您叫“你郎”、把岳父叫“亲爷”、把爷爷叫爹爹、把奶奶叫“喇嘛”、把爸爸叫“哒哒”、把妈妈叫“姆妈”、把姑姑叫“幺爷”、把女儿叫“酒坛子”、把到未婚妻家叫“走岔母”、把结婚叫“过喜事”……真是举不胜举。
哪里人说哪里话，正因为人们一听到某些让他熟知的地方话，哪怕是仅有只言片语，就能判断出某人是哪里人。在异乡，第一次遇见老乡，我也都是从几句“天沔方言”中才认识的，询问一声：“你是天门的？还是沔阳的？”弄清了是真正的老乡后，于是，就用家乡话交谈起来。即使是对方的普通话说得十分流利，老乡会老乡，也认为家乡话带来的是亲切热情，更是骄傲自豪。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社办企业跑服装销售业务，又以驻北京的时间最长。要知道，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母语而拟定的，如用方言与北京人交流，业务肯定是无法开展。我大胆练习学说普通话，也摸索出一些诀窍：就是一字一句吐词清楚，慢慢地去表述，也要注意卷舌音和平舌音……慢慢的也就学的差不多了。
这样说，就显得不太谦虚了，但确实是熟能生巧，竟然有些百货大楼的柜组长还说我的普通话讲的好，真的不是言过其词。
在乡随俗。那时，讲普通话只是出门在外行得通，可在家当着乡亲们讲，就会被人指责你不同俗，是地道的“甘蔗高粱出天心——怪种。”
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毕业的堂兄在蒲圻参军，他在部队里当炊事员，三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乡亲们到村头去迎接他。当他父母接过他手中的行李时，可他当着众乡亲的面叫了一声：“爸妈，您们好！”接着用普通话对他父母说：“儿子这次回家只有一周的假期，给您们添麻烦了！”转身对乡亲们说：“各位父老乡亲，您们忙！大家请抽香烟。”
谁知第二天村子里就传出笑话。有的说：“才出去几天，就一嘴洋腔，学城里人叫起爸爸、妈妈，就连‘你郎’都不会说了，没大没小的，把他父母你（您）呀他的使唤，无前满、乱辈份，太不像话了。”
见过世面的人也说：“蒲圻离我们这里才几步路，喊都喊得应，咋口音就变了呢？一家人用得上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卷个舌头学收音机上的人说话，真是山东的驴子学马叫——怪腔怪调。”
村子里教过堂兄私塾的老先生，接过他递过来的香烟看了看，拉开了话茬：“二毛钱一包武汉卷烟厂的‘圆球’牌，这‘香烟’我天天在‘喝’，有一股臭麻母的味道，就是不香，质量也不好，一口不巴就熄，巴两口就伤力。”逗的大家咧嘴大笑。不过，谁都知道当时买烟要计划，不管咋说，这“圆球”牌卷烟，总要比“经济”的好。
堂兄探亲说普通话带来自己很难堪，也不好见人，于是，假期不满，就提前回到了部队。就在第二年，他退伍回到家参加生产队劳动，后来种责任田，为乡村红白喜事做乡厨，日子过得还算富裕。
其实，堂兄的普通话说得比我流利得多，自打退伍后，他就再也不说普通话了，乡音依旧。至于原因，不言而知。
多少年过去了，在一年的春节，我回到家乡遇见了堂兄，昔日年青英俊、令人羡慕的一名解放军战士，眼前的他，头上已增添几缕白发，额上也多出几道皱纹，他却同原来一样，还是显得那么的有精神。我们叙说弟兄之情，也提起昔日堂兄那次探亲，说普通话而被嘲讽，令他终身难忘的一段记忆。
好在这难忘的记忆，却永远地成为过去。
堂兄对我说：“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乡村在变，乡俗在变，归根结底还是人在变。种田人自由了，他们走南闯北，外出打工，为生计而奔波，忙碌而辛酸。他们都是家乡在外地工作人员，为建设家乡回报桑梓。现如今基本上是家家都有大学生，没上大学的至少也有初高中学历，他们的普通话说得标准。不仅仅是会讲普通话，有些孩子们的英语也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平。”
“昔日许多常讲的人称也在悄悄改变，村子的孩子们把父母都叫爸爸妈妈，也把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这些过去受讥讽的称呼，现在被人们常挂在嘴边。城乡一体化，讲普通话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说完，堂兄默默地笑了。
“广媒的传播，一些新词语、网络热词也在乡亲们的嘴里流行开来，诸如‘和谐社会’、‘给力’等，就连老人也会说‘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这些电视上的新语言。”我正与堂兄谈得投入，突然进来几个我认识的年轻人，西服革履。他们用普通话与我打招呼，一个赛一个的比我说得好。此时的我，真有些不好意思。
离开堂兄，让我想起许多事来。而今我也是做爷爷的人了，同我居异乡的侄子用方言叫我爷爷（即叔叔），从他嗷嗷学语就是这样来称呼我，是改不过来的。平时与侄子全家人相见，侄子他叫我“爷爷”，侄媳妇则叫我叔叔，叫他（她）们的孩子也喊我爷爷。
在一旁的异乡人听到后，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很尴尬地解释道：“我是仙桃人，我们那里的人称方言，有把叔叔叫爷爷的称呼。”当然也有把小叔叫小爷的，我不想进一步去解释其原由，其实我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
与堂兄的那次交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可能乡亲们又说起了“中国梦”、“正能量”、“打老虎”这些新名词，他们的日子好过，心情舒畅。
乡音不忘，我对仙桃乡音的演变，始终产生着激动，也觉得很有趣、也有味。懒笔之故，一直拖到今天才写下了这篇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