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得知雁翼老师去世的消息时，怎么也不相信他已经远行。
今年春节前，我和往年一样，给《格桑花开》顾问老师每人邮寄一张祝福贺卡以感谢他们对我和这份小小刊物的支持，但是这次我没有第一个收到雁翼老师的回复。我还正纳闷呢，是路上丢失了，还是老师太忙，准备忙完这段时间再给老师写信，但得到的却是噩耗－－雁翼老师已于2009年10月3日10时16分在成都逝世。我只能用手中的笔来表达我对这位未曾谋面却异常熟悉诗人的深深怀念。
有人说诗心不老、不死，也有人说诗人的心是相通的，还有人说真正的诗人从来不拒绝真诚，更有人说做人就是写诗，能做一个人，就写了一首最美的诗。我和雁翼老师的交往就印证了以上全部。
早就仰慕雁翼老师，但是无缘相识。后来，2006年年初偶然在《世纪嘹望》杂志上看到雁翼老师的地址，就冒昧给他写信，并邮寄了自己2003年出版的拙劣的作品集《飞翔的梦》，没有想到很快就收到老师的回信，满纸是鼓励，而且以诗友相称，此后从未改变，让我这个文学青年在高原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倍感温暖。2008年3月，我和乙乙创办的西藏第一家民间报刊《格桑花开》诞生后，我给雁翼老师邮寄了一份，并恳请他为其题词。不久，就收到他的信，并欣然题词“格桑花恋雪，西藏山亲阳”。在信中，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在西藏好好工作，充分发掘西藏地理人文资源，做好人，写好诗。他还说，只要于诗有益，他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包括担任这份刚刚诞生的、名不见经传小报顾问。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为了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格桑花开》文学报在最短的时间里出了一期“不能忘却的纪念”特刊，编发了40多位全国文友的作品。报纸出版后，我立即邮给老师一份，一是对表达对老师的牵挂和祝福，二是希望听听他的意见。7月，我收到了老师邮寄来的大著《爱的旗帜》，在书的扉页上，老师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西藏地区作者作品引起了他的兴趣，说我们是西藏文学的希望，他还真诚地祝福格桑花越开越鲜艳。
由于不符合出版的有关规定，当第四期《格桑花开》出版的时候，也是她停刊的时候，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得令人心痛的事情。我把报纸和自己刚出版的诗歌诗论集《用心触摸天堂》以及这个坏消息一起告诉老师的时候，老师回信劝我不要着急，要慢慢来，等条件成熟了再争取复刊，他说格桑花开永远开在我们的心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互寄了几张贺卡，但当我今天四处搜寻的时候，这封信和贺卡已经找不到了，我后悔自己的粗心和邋遢，但我一直都记得老师的鼓励、真情和教诲。我还知道老师除了读诗写诗，还准备创办一个自己的影视公司，雄心勃勃地闯进国际市场，那该是一份多么年轻的豪情。
2009年7月，在殷水民先生的帮助下，第五期《格桑花开》以书的形式由中国正一文化出版社出版。当时我忙着准备去湖南长沙挂职锻炼。离藏前，我给每个顾问包括雁翼老师都邮寄了一本杂志，并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而后，我在长沙呆了三个月未能和老师联系，期间和很多诗人朋友们相聚，却未曾知道老师去世的消息。年底回藏后，因为单位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只能用一个贺卡来给老师送上醇香的祝福，但我不知道他已经远在天国。如果知道他即将远行，我应该多给他写信，多请教一些诗学和人生中的问题，可是怕他累，我一直无法想象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在灯下工工整整地给我们写信该是多么的艰难，正是这种矛盾的心里让我错失了一次次多向老师学习和求教的机会。
阳春三月，我想撒下种子，但是我怕持久的干旱使土壤太干，种子无法发芽，即使侥幸地发芽了，我怕她经受不住日晒雨淋风吹雨打而夭折，我甚至担心在我们想看格桑花的季节里，她是否还能如期开放。
此刻，我宁愿相信有天堂，老师正在天堂里写诗。我知道老师一定知道格桑花开的消息，因为他一直关注着这种生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最具有顽强生命力、最美、最圣洁的花。花开了，对于看花的人和花来说都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难解的缘。我渴望这种幸福，我相信缘。
我深信，只要格桑花开，老师一定会和我们一起相约去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