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晚饭刚做好，正准备享用时，家里的电话铿锵有力地叫唤起来。
“你打车到新华报业大厦，帮我提个东西回去。”原来是先生。
“下雨呢，啥好东东还要专人去取？”实在有些不情愿，迟疑了一下。
“一个奖品，太大了，我骑车来的，没法拿。”先生脾气极好地解释了一番，语气里还透着兴奋。唉，天气不好也不开车，难怪。
只好勉为其难跑一趟了。
先生在那边等着，我赶紧招呼孩子先吃，自己带上雨伞，急急地跑出门。
平常在这座城市里，出租车多如牛毛，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这种被我的高中班主任形象地喻为“疯狂老鼠”的经济“动物”。令人奇怪的是，今天这时候已过了下班高峰期和出租车交接班时间，只不过落了点雨，居然半天等不到一辆空车。
唉，中哪门子奖哦，害我在寒风冷雨中焦急地等车。我一边眼巴巴地看着飞驰而过的车辆，一边无奈地想着。不知道是不是心态渐老，如今对中奖之类的意外之财，似乎已提不起兴致来。大约十多分钟后，好歹拦到一辆车，赶至目的地。
先生的一位同事陪先生等候在报业大厦大厅里，旁边搁着那份庞大的奖品。原来是全套的床上用品，体积不大才怪。同事看起来比先生还要兴奋，相当艳羡地说：“嫂子你说说吧，咋好事都让你家那位给摊上了呢？这么多人哪，特等奖才两个，你们家就占了一个！”
因今天是记者节，昨晚省广电集团举办了颁奖欢庆晚会，邀请先生参加。为了活跃现场气氛，晚会开设了抽奖活动。据称纪念奖以外、一等以下的奖项一百多个，特等奖极少，备受众人瞩目。现场除了特邀嘉宾，还有若干获奖记者代表，人数众多。偏偏素无财运的我先生，抽到了其中一个大奖，而与他一同去的那位同事仅拿了纪念奖。
同事继续作愤愤不平状开着玩笑说，“去年院里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你们一家三口，一个特等奖，两个一等奖，把大奖都拿走了。现在，又是一个特等奖，这都啥事嘛……”
“这道理还不简单啊，说明我们以前太穷太亏了呗。”我赶紧做降温运动，“不都说老天是公平的吗？前面穷多了，现在多少给补上一点啦。”
实在找不到词来谦虚的先生，闻言直点头，“确实啊，我们都一直穷到现在啦。”
同事这才略有心安，笑着道别。
回到住宅小区，和先生边抬奖品上楼边抱怨这东东太大。先生说，当江苏电视台的当家主持人兼晚会主持人贺笑问他获奖感受时，他说，“可惜我们家太小了，放不下。”台下一阵爆笑。贺笑继续问，“那你下一步打算是什么？”先生说，“多挣钱，买大点的房子，放奖品。”台下笑翻。
笑归笑，实情也是如此。我们来省城较迟，错过了若干分房机遇，在房价高居不下、临近母校的市中心地块，只能买得起二手旧房。面积不大、结构不佳是二手旧房的通病，在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只能多多照顾读书、休息等主要方面的需要，其他就兼顾不暇了。零零碎碎、过度包装的礼品、奖品，放哪儿都碍事。
先生还是有些兴奋，毕竟中奖于他并不常有。我则说，去年中的那台液晶电视，挂在孩子房间，都没怎么看过；别人送的礼品，有多少是真正需要的呢？这些东西，多不富，少不穷，平常心吧。先生点头称是，心态渐平。
前天晚上，因孩子期中考试，我谢绝了某厅的一个应酬。昨天上班时，去的一位同事将该厅送的一份礼券带给我，我看了看，放在一边，一句话，还是没兴趣。如今这礼品、礼金、各种代币券花样迭出，送者煞费苦心，收者视为鸡肋，能起多大作用，实在难说，更遑论违法与否，这一点姑且不谈。在我看来，正常收入以外的任何所得，都只是一种“意外”，既不在我规划之内，也不值得我为此操心。
有时候很怀念以前“赤贫”的日子，简单而纯粹。常常和孩子提及，某一年，因先生脱产深造，举家靠我一人工资支撑，最难的时候，有一周，我口袋里只剩两毛钱，居然也想办法混下来了。那一阵，每当孩子想吃零食的时候，我把口袋里那张纸币掏出来在她眼前晃晃，“喏，就这么多，你看能买啥就买啥。”孩子很懂事，立马就不吭声了。当有人想怂恿孩子跟我要这要那时，孩子会很认真地说，“我妈只有两毛钱了！”事后，每次与孩子说起那时候，都会相视而笑。
先生那时候在母校也很清苦，研究生补助很少，除了极为简单的生活费用，还要省下钱来寄给老家的父亲。每次回家探亲，也都想办法凑些钱给我家用，特别是春节前回家，都会把自己代课挣的钱，整整齐齐地叠着递给我，尽管在他来年开学的时候，我还会把其中的一部分让他带回。特别记得有一次，在财政局工作的朋友去母校看他，他特地请朋友带回一张百元面值的钞票给我，说这是他刚取的一笔稿酬，正好可以带给我调剂一下生活。钱不多，但其中的挂牵和责任，经久难忘。
清贫时更见本真，清贫中的情感和乐趣也更纯洁。与此相比，现在这些意外的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呢？
（草于2008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