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有魂
那时的我,用别人骂我的话来说——是一个“不懂天高地厚,不知将来是否有用”的“东西”,混迹于筛子里的沙石瓦砾、散金碎玉之中摸爬滚打、挣扎浮沉……。眼见得就要被作为废物抛掷于路边的垃圾堆里时,竟然因为某种古怪的机缘巧合,从竹筛子百密一疏的细小缝隙里漏了下去,落到狮子山。少时,我一直分不清宝玉和黛玉哪个是男,哪个为女,当我终于分清了,却发现:不论金玉石砾,凡是到这个世间来的大多是无力补天的“顽石”。对于能够侥幸进入川师,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够改变我“天生无用”的悲哀,也不知道这能否让我从高考的“耻辱柱”上彻底走下来。
第一次到川师,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一团模糊,甚至不记得当时我是一个人或者还有别的伙伴?只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耐的夏日,太阳很大很大,射得人睁不开眼,周围的一切被照得一清二楚,白晃晃一片,可心里却一片混沌与晦暗。在红旗橡胶厂附近走下公交车,步行到川师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只记得我沿着肮脏而破败的墙根儿,躲在根本就无法遮蔽我的可怜的一绺阴影里,不知道川师还有多远,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会带给我什么,只是这么走着。那时,川师是我唯一的目的地。
我常说:我被牢牢地钉在中学高考的“耻辱柱”上,说这话是有道理的。比如:一九八七年,当我离开川师的时候,妹妹正好考大学。事隔四年,校长先生在“高考动员大会”上举例的时候还在说:“比如说‘某某’,本来预计是一定能考上北大,……至少也是复旦的,然而……却……。”当年,不等妹妹说完这些,我已经转身离开,假装透过窗户仰望晴空皓月。那月色不只是清凉如水,而是亘古不化的冰川似的酷寒。从此,一见到明月我就会想到“逃跑”,了无诗意。
我就是以这样糟糕的心境和浅薄的见识走进川师的。因高考受挫一直愁绪满怀、因自卑无奈而孤傲清高,其实骨子里什么也不懂!心境抑郁、思想空洞,像一口激不起涟漪的残破的古井,一味的清寒与幽深,其实毫无意义。许多哥儿们已经在啃“康德”了,我却还读不懂“老子”,认为老子是古今中外最蠢的思想家,对其五千言哲学著作根本不屑一读。走进川师的那一刻,我喜欢读的是《史记》和“鲁迅”,最大的愿望是考研究生,然后考博士、博士后,把天底下能上的“学”都上完。然而,做这一切主要的并不在为自己,更称不上理想抱负,而是在和命运赌气,仅仅是为了能够从高考“耻辱柱”上得以释放。至于“博士后”是否是一种学位,读完之后又将如何的问题,却是从未予以考虑。
如果要我实话实说,那时的我根本不喜欢川师。缺水少电外加交通不便,人心浮动,师生一体。由于那时师范院校和军事院校一样都是首批录取,优秀学生一但报考了川师,几乎就会被一网打尽。经过高考进入川师中文系的学生,大多分数很高,不亚于川大,整个校园都弥漫着一股怀才不遇的怨气,足以将川师低矮的天空戳一个窟窿。二十来岁的“愤青”们要发泄自然就得折腾,而折腾的方式——主要的和较为低级的是睡懒觉、旷课,如果将之正义化和公开化,那就是游行和罢课。我这样说不是污蔑那个年代的“忧国忧民”者,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脊梁”,而这类“脊梁”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或者一所大学来讲,都绝对不会占多数。
有一件事我没做成,至今很后悔。成都的冬天阴湿而晦暗,而这时川师就偏要停电。有一次教唐代文学的黄斯平老师正上到一半,突然停电了。黄老长叹曰:“早知要停电吗,就把我的手电筒带来嘛,蜡烛也行三!”下面的同学们便一阵哄堂大笑。黄老一本正经地说:“哎,不是得开玩笑噢,我在八二级上课就是长期自带蜡烛的。”黄老是隆昌人,他带卷舌音和入声的方言,与他一圈又一圈的高度近视眼镜相搭配,更是一种诙谐和幽默。等到春节前举行期末考试的时候,停电就更是频繁了。为了对付考试,我们几乎每晚都要到阶梯教室“占座位”,年轻气盛,免不了常常为珍贵的“座位”而唾沫横飞,甚至“兵戎”相见。好不容易有了安稳的座位,书本打开刚看出个眉目却停电了,这时,大家会异口同声地喊一声:“哦~~祸!”就跟受过特殊训练一样的齐整、响亮。没了电,按理说书是看不成了,可是川师的学生从来不会因停电而被吓倒,也不可能因为四周一片黑灯瞎火而作鸟兽散。因为,每个同学的书包里都藏有对付停电的秘密武器——蜡烛。霎时间,阶梯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燃起了火红的小火苗,不停地跳跃着,像一颗颗年轻的心。乐观主义者可以由此而联想到生日盛宴上温馨的红烛,甚至是洞房花烛;而悲观主义者联想到的则是置于古刹神龛上的“青灯”,甚至山村野火。乐观主义者会慨然长叹:一只蜡烛的光芒能吓退整个世界的黑暗。悲观主义者却在摇头:来自一个世界的黑暗转瞬间会吞没蜡烛微弱的光芒。那时,我不懂得乐观也不知道悲观,只知道蜡烛卖一元钱十支,它可以照亮我课桌上的书本,应付考试不成问题了。精力有余的时候,我竟然觉得阶梯教室层层叠叠的烛光是辉煌的一道景观,至少是值得纪念的一种景象,总想以成行成列的“蜡烛阵”作为背景留一张影,或者拍一张照片,以后是可以作为文物加以收藏的。为此,我想了很多次,嘀咕了好久,可就是没有付诸行动。本来,那时照一张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哪儿来的相机呢?没有!关于照相,我至今难忘电影《青春祭》里的一个细节,傣族姑娘们排着长队渴望拍张玉照,老板不停地掀开布帘子吆喝:“下一个!”我们就生活在比这稍晚一点的年月,所以只能是空想,终究没做成。虽然,这种遗憾和过失我自己不能负全责,然而,我却一直在念叨、懊悔,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也许还要到八十岁。
学生宿舍里只早、中、晚供水三次。自来水像小溪一样“哗哗”流动的声音成为最难得而美妙的一种乐曲,不敢奢望。某些女同学刚到学校的时候留着长长的发辫,慢腾腾跑过的时候,细腰一闪,发梢顺风一扬,然后再轻轻落下,刹那间吸引无数眼球。也许,这也是川师女生享誉整个成都高校的原因之一吧?可惜,半年以后,这些长长的发辫便在校园几近“绝种”了。因为缺水,她们没有足够的水来梳理、洗涤她们油黑发亮的秀发,长此以往不堪其烦,只能忍痛割爱。据说,有的女生在剪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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