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争一树桂枝香

苦争一树桂枝香

寒贫散文2025-12-06 20:33:43
佛家曰争,即是不争。佛家的教义原主张与世无争。道家老子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儒家说争,有穷达之分,看来很识时务。岁末的寒梅苦争春,不肯输与桃杏;待到八月间,苏铁、石榴、夹竹桃、棕榈、银杏、紫薇、茑萝、丹桂等等,争奇斗妍,将世界装点得赏心悦目,令人留连忘归。花木之争,无非形与味。所以,不辞散落人间去,八月桂花遍地开,似乎,桂枝香气略胜一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人们相持不下,轻则口诛笔伐,重则刀剑相加。看起来,后果很严重。
两宋的名臣光辉如浩月者,武为岳武穆,文有东坡居士,首有范仲淹,尾有文天祥,中间必定是王安石。三百余年中,多如星辰的文武大臣纷争不已,未给这个赵宋王朝添砖加瓦,只剩下强大的中央集权,虚弱的臣下和地方政府,在强邻环窥中,日渐衰微,最终在崖山海战中只能化作碧波,倾覆于海底。
梁启超先生给千年来争议最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树碑立传,是怀着极大的同情与不忿的。后人通过宋人的笔记评价王安石,史家也通过《宋史》评价王安石,而《宋史》,取材于《神宗实录》和宋人笔记,所以宋元时代,对王安石的评价除了嘲弄诽谤之外,甚至将宋亡的根源都追溯到熙宁改革,归罪于王安石。似乎,得有一个人出来承担历史的罪愆。最合适的,当然非王安石莫辞。
其实,王安石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对于金口烁金,并不自辩其诬。千载以降,总是以讹传讹,欧阳修评价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算是不偏不倚客观的评价吧。
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大宋王朝依旧病体弱质,王安石是有宋一代孤独的清醒者。他庆历二年(1042)22岁时进士第四名,皇佑四年,三十出头以殿中丞通判舒州,出任安徽安庆人民政府副市长。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先生卒于由青州徙知颍州的途中,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一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王青年有为天下先的勇气、匡扶天下的志向、与人一较长短的冲动,因为,他同样看到了范仲淹所看到的内忧外患困境。要实现政治理想,焉能不争?
在争持中,王安石成为中国历史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做官做到参知政事,是新党的领袖,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看起来,他是一个成绩斐然的历史人物。美誉与诋毁伴随着他的生前身后。朝廷的守旧派谁关心民众苦难?他们任由豪强侵占农民的生存之本。宋太祖当年杯酒释兵权玩的权谋术,颁发的是一张张腐败许可证,纵容,罔视,漠然,大家在所谓的功劳簿上,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大宋天下从立国之日起,从未间断过农民起义,这真是个畸形的王朝,老百姓辛苦得养起众多的达官贵人,养着只会欺压良善的兵弁,养着虎视中原的西夏和北辽。
这世界,清醒者总是少数,多数人不愿清醒者惊扰他们的美梦,就算是睡在火药桶边,也照样安之若素。天朝帝国有志于兼济天下的人实在太少了。梁启超说:“荆公乃毅然以一身负荷,取百年苟且相沿之法度而更张之,其丛天下之谤于一身,固其宜耳。”集世间的诋毁于自身,对于惜名如性命的士大夫,是何等的勇气。对于王安石,我们只能“敬其志而悲其遇”。直到今天,我们读读《神宗实录》,读读话本“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再读读近千年间对他断章取义的评议,若是恐惧流言蜚语,王安石的变法便会在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的压力下,承认自己是一场胡闹,草草收场。从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始,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将新法全部废除止,十几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孤独的斗士,面对铜墙铁壁的合围,争斗到他生命的最后那一刻。
一个孤独的斗士,成为众矢之的,遇到几个献媚者和投机分子,如列入“奸臣传”的吕惠卿、曾布等,王安石组建的新党,一个脆弱如草台班子的团队。然而,王安石凭借惊人的才能,理财“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推行均输、市易和免行法;以农为本,青苗、募役、方田均税和农田水利,面面俱到;强兵之法,如将兵、保甲、保马等;甚至改革科举制度。这种冷火鸡式的改革,使庞大的贵族群体利益受损,似乎正逐步实现他青年时许下的“矫世变俗”的壮志。
随后,翰林学士范镇反对,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公开指责,御史中丞吕诲劾王安石巧诈,文彦博的不以为然,司马光借口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众多朝士一律站在对立面,王安石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人身攻击,总以无畏精神坚持己见,“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后人说,王安石变法之策,一地可行,全国不可行,然而,放眼天下,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愈演愈烈,掣肘拆台者比比皆是。
后人说,拗相公人言不足恤,众疑群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谓不智,然而,法度不“合于当世之变”,国家岂能长治久安?
后人说,王安石用人失误,新法“聚敛害民”,倘若是一场自始至终进展顺利的改革,新法或许效果显著。然而,当年时候,有谁赞成那一场很有必要的变革呢?
后人说,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如果熟读收复失地的熙河大捷,谁敢说王安石变法真的实施,后果会亡国吗?王安石敢为天下先,祖宗之法不足用,将危局精确把握,“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罢相、众叛亲离、老年丧子,王安石却说“不畏浮云遮望眼”。他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从四十九岁拜相到六十五岁神宗崩,王安石也经历三起三落。而司马光全盘否定了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只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从南宋至晚清,对这场由王安石发动的政治改革,几乎都是一片否定之声。偶尔的几声赞誉,也被湮灭在振振有词的声讨里。南宋陆九渊撰《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盛赞其人品高尚;元代颜习斋《宋史评》,晚清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
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威望极高,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他同样是苏东坡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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