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的老师
有一次,我到县城的一个局里办点事。在一个装修得很豪华的小办公室里,无意中碰见了初中时候的老师。我充满热情地喊了一声某某老师,结果他瞪了我一眼,满脸的不高兴。我莫名其妙。后来,见进进出出的人称其为某某股
有一次,我到县城的一个局里办点事。在一个装修得很豪华的小办公室里,无意中碰见了初中时候的老师。我充满热情地喊了一声某某老师,结果他瞪了我一眼,满脸的不高兴。我莫名其妙。后来,见进进出出的人称其为某某股长,他应答得十分开心,我这才醒悟过来。或许,一声“老师”让他觉得十分尴尬甚至耻辱。这是一个官本位、钱值钱的时代。这两项东西扭曲了人的真诚。其实,“老师”在我的心中是一个崇高、亲切、温暖的称谓,没有任何身外之物掺杂其间。它是真的,善的,也是美的。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教书匠而诞生出的自恋与自尊情结,而是在我学习写作的那些寂寞的岁月里,作协的老师们曾给了我许多无私的鼓励和帮助。他们就像灯火一样照亮了我面前的那片广阔而又迷离的原野。
17岁那年,我师范毕业,回到渭洞山区的一个叫芭蕉的小地方教书,四面都是山。因为年轻,因为落落寡欢,也因为不甘自弃,我还想继续读点书。但是,读什么书呢?英语日语俄语我不喜欢,数学理物化学很难看懂,于是就读文学书籍了。那时,我读到了我市作家彭见明先生的《那山,那人,那狗》,一口气读完,站在讲台上还有点神思恍惚。史铁生的《我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谭谈的《山道弯弯》……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一个山村教师受到了文学的感染与召唤,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不再觉得自己与那山、那人、那狗一样寂寞,而是带着一种莫名的喜悦与憧憬学习和工作在弯弯山道上。
后来,又读到了翁新华老师的《痴虎》,心里十分激动,冒失地给他写了一封信,想不到翁老师还给我回信了,回了两页。2007年春,我到《洞庭之声》报社打工,在一次会议上,翁老师一下子就认出了我,而且还记得那信的事儿。我搬了五六次家,但那封信我一直珍藏着。有些鼓励是悄无声息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995年7月23日,是一个我无法忘记的纪念日。那天的《岳阳晚报》副刊上刊登了我的处女作。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它只是一篇三四百字的散文,15块钱的稿费。据说人生的四大快事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那种兴奋之情可以与其相提并论。我写得很幼稚,也很快乐,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后来,就陆续在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并且渐渐地发到了更远一点的地方。
1997年腊月,县委宣传部的余部长带我去岳阳参加市作家协会的年会,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作协或者文联的大门。会议和食宿安排在一个宾馆里,那家宾馆的名字我不记得了,甚至连它的方位都搞不清楚。余部长开着车子带着我左转右转,然后因有急事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要我在宾馆里等他。那时,我还是一个土得掉渣的山里伢崽,很少上过街,从没进过宾馆的大门。那富丽堂皇的建筑,那流光溢彩的装饰,那光亮得照见人影的地板,那挎着警棍和拿着对讲机的保安,那一根根从叉开旗袍里露出来的白生生大腿……这一切都让我这个天性胆怯没见过世面的山里教书匠紧张不安,诚惶诚恐。就像高晓声在《陈焕生上城》里面写的一样,我不敢到大厅里的真皮沙上去坐坐,眼睛也不敢到处到乱瞄,生怕他们找我要钱或者罚款。我萎琐地站在门口等呵等呵,就像一个要饭的。
这时,一个五十来岁、面容和善的人热情地招呼我说:“你是来开会的吧?哪个县的?”我如实回答,就像一个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然后,他把我带到了六楼住宿的地方,说不要等你们部长了,晚上就住这里,放肆一点。我是作协的。
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那模样也忘记殆尽了,只是记住了他的一句话——“我是作协的”。这句话就像春天一样温暖。
在那次会议上,市作协秘书长刘祖保老师让我填了一张表格,交了两张照片,然后就顺利地加入了岳阳市作家协会。就像一颗水滴融入了河流,就像一棵草籽被春风吹进了茂盛的草地。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遇到什么变故,我始终不改对文字的敬仰,和对远方的遥望。
写作是寂寞的,写作者是孤独的,尤其是对于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或许写了一辈子,也一名不闻,一钱不值。现在衡量一个人的大众标准是,看你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有没有地位有没有呼风唤雨的能耐,而不是看写没写文章。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对待本职工作十分敬业的人,可就是没有几个人认可你,包括许多同事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我的业余总端着一本书或者关在屋子里写写画画,这是不务正业。他们很容易认可打牌喝酒聊天扯乱弹都是工作的需要,都是正业之一;但就是很难认可一个喜欢看书和写写画画的人也会认真工作,而且比别人还会工作得更好。这是一个时代的病态,你改变不了。你改变不了别人,就只有坚守自己,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与赢利更多的误解。
若干年前,我与我的同事张立功老师——一个同样的文学痴迷者,听了别人的怂恿,把我们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了的一上百篇散文诗歌,用一个漂亮的袋子装了去某机关应聘。领导斜着眼睛翻了几翻后,就问我们写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说是散文、诗歌之类的文艺作品。然后,他又问:“你们写的东西发表在报纸上的哪里?我怎么不知道?”
“副刊。”我说。
“副刊?副刊是一种什么报纸?我怎么从没见过?”
听了这话简直要晕死。阅读文学的领导们简直就像大熊猫一样珍稀了。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后来,领导把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去,去!我们不看这个。不是新闻报导你们写的那个东西有个卵用!”
文学是有尊严的。事后,我和张立功两人达成了共识,再也不去搞什么招聘应聘推销自己调动工作的卵事了,就安心地呆在这山沟沟里教点子曰文书。一个人笑傲王侯,那王侯也如粪土。中国的古典文人喜欢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这辈子天下没法去“济”了,其身还是可以“善”的。姑且还是关着房门自娱自乐地爬格子去吧。
2007年春,我停薪留职到岳阳打工,在周钟声先生的指导下负责岳阳新闻网的岳阳楼博客,做网络编辑,瞎打瞎撞地干起了一份时髦的职业。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接触了更多的市作家协会的老师们,度过了人生中极为难忘的一段岁月。我生性木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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