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都不能相信，在那个炎热的休息日的午后，我到副食组的柜台上腼腆地让那位年轻女服务员秤了半斤高粱饴，从我走出门市部的那一刻起，到晚饭前止，这半斤东西就让我消灭殆尽。
我是欠着糖的。小时候贫困生活让我对糖有一种天生的向往。当三叔开门市部把商品搬回家，我第一眼看到那些五颜六色的豆豆糖的时候，我就有了吃到它的强烈愿望。1分钱6个小豆豆，这1分钱却不是好弄到的。把过去全部积蓄三四分钱消费完之后，就有了用“不正当”手段解决嘴上渴望的想法，这便是许多年后妹妹们都笑谈的，从母鸡屁股下找鸡蛋，“不小心，就烂在了衣服兜儿里。”一个鸡蛋7分钱呢！
小时候吃糖对我来说更像是个梦想。跟着大人去买东西，盯着售货员找回的几分零钱，祈望大人能大发慈悲，给上一分。这样的机会还是梦里的。贫穷让所有人都不敢大方。“一个鸡蛋7分钱，两个鸡蛋一斤盐。”大约到我的少年时代，都还是这样的生活。在没有通电时代，盐钱到可以省下，因为父亲每年会和乡亲们到远远的“盐池”拉一回够吃一年的土盐；但煤油却不能少，晚上奶奶母亲做衣服蒸馍馍，全靠它呢。当然，我上小学时早早到校，也少不了煤油灯的陪伴。自然，那个时代的晚上，是绝不会有作业的。
关于糖，我最早的记忆是三四岁了还被抱在怀里，一位阿姨喂的一块水果味儿的糖，上海生产的，朴素的包装，甜美的味道，让我至今难忘。几十年过去了，我似乎总在找这种味儿的糖果，但始终没有如愿。有几次品味的糖果快接近那个味儿了，但还是差了点儿什么。现在我也有点儿明白了：过去的味道不可能重复，如同过去的时光不可复制一样。
年龄渐大，当然我不可能总恋着豆豆糖。从1分钱一个的水果糖，3分钱两个的牛奶糖，到1毛钱几个的杂拌糖，糖总会在有机会有条件的情况下让我得到改善。糖是珍贵的。那个年月里，走亲访友看望老人，有相当条件的人才可能带上一斤白糖红糖黄糖什么的；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买一斤白糖红糖都是要票证的。糖的珍贵还表现在对它的保管运用上。一般，家里人都会把轻易难得的一斤半斤糖锁进柜里箱子里，和重要的票证钱物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有至亲贵人到了才会在递上的开水碗里丢进一撮糖。我的魏姑妈疼我，总会在我去时，看着她的孩子们都不在了，把我领到她的大柜前，开开柜锁，抓出点红糖塞进我的嘴里。
高粱饴是什么时候开始让我注意上的，我实在是记不得了。我想，大概是我自己有了收入的时候吧。因为妻的记忆印证了这一点。还是去年年底，我出差回来时偶然相遇买了一斤高粱饴，没想到钩起了她记忆的馋虫：“小时候就爱吃这个糖，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与她小时候匹配的，也只有我参加工作有购买能力的时候。但是，随着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各种高档糖果陆续进入我们生活里的时候，高粱饴却突然销声匿迹了。大约，是它的低档与大众化吧。在改革开放的一个时期里，不少地方不少事情上都注重用巧克力与世界接轨，有些土的高粱饴被挤到市场之外，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终于，高粱饴回来了。今年春节前，妻特别叮嘱，再买几斤高粱饴来。儿子寒假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便特别嘱托朋友小何买了两斤带进来。他给我们买了两种，一种是淡黄包装山东产的，另一种是淡红色包装新疆产的。妻说山东产是正宗，她放进来自己吃；新疆产的味儿不像过去的，让大家吃。我品尝了到觉得都差不多，分不出那个好些。每天闲了，吃一颗高粱饴，就能让我想到那个星期日的下午，那次半斤高粱饴的经历，只是，我确实忘了，那是什么包装，是什么味道了！

2010年3月24日